县委书记何以成了腐败高危人群？

党纪问题。

    读罢这则简短消息，不由得在笔者心中引起了强烈震撼，又是一名即将受到党纪国法严肃查处的县委书记！由此，笔者顺藤摸瓜，居然发现近年来竟有一大批县委书记深陷腐败泥沼，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就地免职，有的正在“双规”期间：河南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涉嫌经济违法违纪问题被查处；河北平山县原县委书记刘秀田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已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泸定县原县委书记黄文犯受贿罪被判刑14年；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因利用职权大搞“钱官交易”被查处；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因打死情妇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保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安徽省颍上县原两任县委书记张华琪、徐波等皖北地区18任县委书记多因卖官买官等腐败行为纷纷落马；海南省文昌市（县级）委原书记谢明中因索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500万元，8月25日被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如此等等，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和忧虑：县委书记何以成了腐败高危人群？

    笔者对这些违法乱纪的县委书记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唯钱是举型。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抓权敛财的所作所为，可谓众多腐败的县委书记中的一个缩影。陈兆丰深谙“要想富，动干部”之道，通过死死抓住权柄不放，达到聚敛钱财的目的。2001年，当县委组织部将乡镇换届干部调整方案交给陈兆丰审阅时，陈把方案扔到一边说：“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接着他又重新提出一套“方案”，对行贿者视其“孝敬”情况一一作了相应安排。2002年7月的某一天，陈兆丰突然来到解放军某部一实验基地秘密住下，并关掉手机，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两天后，他鼓捣出了一份长达5页纸、写有多达几百人名字的“名单”，交组织部门去“按程序”考核，还把这份方案交给县委某领导“征求”意见。当这位有着多年组织工作经验的领导提出，此方案中有三处违反组织原则时，他大为恼火。在他的操纵下，这份方案在没有作任何调整的情况下，在书记办公会和常委会上得到通过。已经退休在家的定远县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张保林说：“当时定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陈兆丰用人不是凭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而是凭送给他钱的多少。那段时间，定远‘跑官要官’之风盛行。”2006年6月，淮南市中院对陈兆丰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兆丰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被告人陈兆丰犯罪所得人民币828.970548万元、美元0.6996万元、港币1.677万元，上缴国库。2006年9月18日上午，受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委托，淮南市中院依法对陈兆丰宣判了省高院的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滥权枉法型。近年来不断传出各地县级官员滥权枉法的新闻，重庆彭水、山西稷山、海南儋州、山东高唐等案，都是涉嫌“诽谤”当地主管官员，并由公诉机关起诉。这些案件的共同点，都是无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将公权力变成了县委书记的私人工具。据1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1月1日，《法制日报》主办的杂志《法人》刊发了记者朱文娜《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一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随后西丰县公安局又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并于1月4日派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抓捕记者。该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称：“我们不采取相应措施，是对全县人民不负责任。”该事件披露后，立即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引起对县委书记张志国这种劣行的强烈声讨。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 2月5日，铁岭市委召开常委会听取调查组汇报后认定，张志国身为县委书记，法治意识淡薄，同意西丰县公安局介入并拘传记者，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为此，市委决定，责令张志国同志引咎辞职，并向市委写出深刻检查。然而，张志国到底是真辞职了还是假辞职了，笔者至今不得而知。由此令笔者感到恐怖的是，这位县委书记连中央政法委的喉咙都敢死掐，那整倒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是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由这样的“父母官”执政，如果谁家的娃娃哭闹哄不好，只要说“张志国来了”，恐怕比说“狼来了”的效果更为灵验！

    第三，逆我者亡型。在古代，县太爷掌管着辖区内百姓的生杀予夺之权。这是因为，县一级是政权结构权力配置最完备的单位。而在今天，作为名副其实的一县之长——县委书记的权限，可以说已经达到几乎无可制约的程度！又由于县委书记左右着干部的乌纱帽，所以在一些县（市、区）内，连公、检、法大都仰书记大人鼻息，惟书记“最高指示”是瞻，甚至助纣为虐，对无辜群众大打出手。据报道，3月13日，被闹得沸沸扬扬的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自溢”死亡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和纷纷议论。这件事到底与此前李国福多次到北京举报“白宫”主人——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受贿等问题而遭受打击报复有多大关系？目前虽然还没有司法机关明确的侦查结论，但可以断定，举报人李国福的蹊跷之死，张治安怎么也脱不了干系！在李国福受到生命威胁艰难举报的过程中，张治安治下的颍泉区公检法曾充当张治国的爪牙对李国福打压，并对李国福的女婿张俊豪以犯窝藏罪、贪污罪为由，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还对李国富的爱人和子女进行关押和恐吓等。对此，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革和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宇、李娟前往阜阳，就李国福死亡事件、其女婿张俊豪的案件进行法律援助。吴革等3位律师认为张俊豪的窝藏罪、贪污罪不成立，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提交的证人证言都是案件利害关系人所作，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将为张作无罪辩护。有关举报人李国福与被举报人张治安之间的恩怨情仇媒体早已详细报道。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行贿事实早已被认定的张治安官帽照戴，甚至一度被阜阳市提名做副市长；而李国福则被不明不白被投入监狱，直至蹊跷死亡。这不是典型的逆我者亡又是什么？据悉，安徽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正在对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死亡事件展开调查，“白宫主人”、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被停职。6月5日下午，张治安在他的办公室被安徽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带走。此前被停职审查的还有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诚、反贪局局长郑涛。目前，公众正在对此案的公正结果拭目以待。

    第四，腐化糜烂型。对于腐败与女色之间的关系，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曾有过一个生动的分析：“贪官大多与女色沾边，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定律。既要安抚妻子的不满，又要承担包养情妇的巨额开支，双管齐下的高消费可想而知，不贪污受贿，哪来那么多钱？”如果胡光伟教授再分析一下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峰“一夫二妻”的典型案例，或许又觉大开眼界。据9月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8月29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涉嫌“严重犯罪”，已被正式逮捕。一位徐州律师表示：“董锋作恶太多，经济问题太大，个人生活方面太烂，而且作风霸道。” 董锋生于徐州农村，12岁成了孤儿。他1977年参军，1980年与公社干部之女睢传侠结婚。睢传侠说，董锋个人作风极不检点，情妇先后有支某、王某、黄某、陈某等。早在1994年，董锋就与称呼自己“三叔”的支某发生关系。董锋还强迫妻子观看他们做爱，不看就报以拳脚。这种“一夫二妻”的同床生活长达数年。陈某比董锋年轻22岁，但他们长期以夫妻名义同居，“在当地处于半公开状态”。情妇黄某还给董峰私生一子。据睢传侠举报，董锋利用批地的权力疯狂受贿，有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在南京购房送给董锋。他还公开对开发商表示，谁不出个十几、二十万元就别想拿地。此前，睢传侠曾多次向上级反映董峰的恶行，但均不了了之。董峰还多次吓唬她说：“北京、南京、徐州我都拿钱买通了，你敢举报，我一个电话，就叫你坐牢。”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董峰一方面生活作风长期糜烂，存在严重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却在各种会议上将反对腐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

    第五，忘乎所以型。当了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县委书记之后，有的就渐渐忘乎所以找不着北了。或许人们都还记得当年“阅兵书记”的那出恶作剧。1996年11月，李兴民当上了安徽省亳州市(县级)委书记之后心血来潮，决定举行一场亳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为了搞好这次阅兵，从1997年2月13日开始，全体干警就进行为期6天的军事化、封闭式学习训练。阅兵开始后，当时的市委书记李兴民乘敞蓬检阅车沿魏武大道自北向南检阅全副武装、列队站立的近千名政法系统干警。李兴民站在检阅车上不时向干警挥手致意，并呼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受检阅的人员齐声高呼“首长好！”“首长辛苦了！”据了解，为了这次大阅兵，并不富裕的亳州财政一下子就贴进了上百万元。2004年10月22日，李兴民这位得意忘形的书记大人，被安徽省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受贿所得人民币56.4万元、3000美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第六，功成引退型。吉林省原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在担任国家级贫困县——靖宇县县长、县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期间，利用对干部的任命、提拔、推荐、调整等职务便利，分别收取100余人的款物折合人民币140余万元，2003年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据报道，每年春节，李铁成就在家中坐收上门的“卖官钱”和“人情费”。担任县委书记后，李铁成迎来了受贿的高峰期。据统计，1999年，靖宇县城镇人口每月人均工资收入只有200余元，而当年李铁成收受贿赂达40余万元，占当年全县财政收入的2.29％，占全县400多名公职人员全年工资的近40％！而在1992年以前，李铁成全部家资只有3万余元；案发后，李铁成的总财产高达270余万元，拥有房产６处。李铁成为什么要如此疯狂敛财？据他自己交待，竟是及早给自己安排了将来的退路，他在大连买了住房，准备退休后颐养天年，实现自己“三边人”的人生设计——生在水边（长春双阳河），干在山边（长白山下的靖宇县），退在海边（大连市）。

    当然，以上所列案例只是对这些县委书记违法乱纪行为进行简要剖析，由此可以从中窥一斑而见全豹，肯定难以囊括更多类型，比如还有投机钻营型、好大喜功型、裸体当官型、唯我独尊型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这些县委书记完全丧失了党性，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了严重扭曲，偏离了正道，经受不住改革开放条件下糖弹香风等种种诱惑，严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二是权力绝对化现象非常严重，书记的集权程度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决策，都要由县（市、区）委书记一锤定音。比如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为“一把手”的“个人意志”；三是权力监督严重失控，对县委书记的监督几乎呈现一片真空地带，他们大多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确实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等问题；四是官场上可怕的沉默，不仅纵容了贪官、助长了邪气，而且大大损害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毁坏了地方形象，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比如对张治安、董峰等人的种种劣迹，难道上级主管领导和主管部门是聋子瞎子？为什么这样明睁大眼的腐败分子不仅得不到及时坚决处理，反而继续委以重任，甚至还准备提拔重用呢？如果不是举报人以生命为代价或冒死举报，他们今天能被查处吗？

    现在看来，县委书记这个群体“集权度”高、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已成不争的事实。县官自古以来就是“亲民之官”，是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纽带。一个县的县政如何，实际上就是国家宪政状况的缩影，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执政的根基。因此，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必须首先从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入手整肃县政，从选配好、使用好、监督好、管理好县委书记入手，切实提高这个群体的整体素质，让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新回到我们的县政之中，回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网友：一川清流　本文写于2008年10月31日）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任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