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韩国首都首尔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新华社记者刘建生摄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6月28日文章】题：举足轻重的中国：处于转型期的美中关系
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与中国打交道和处理与中国有关的事务，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对中国和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我认为，关注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时间越长，就越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中国正经历意义非凡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与中国人民有关，也与美中关系有关。但中国面积辽阔，美国也面积辽阔且成分复杂，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相当乐观也有挑战
这个关系中有诸多分歧、挑战和摩擦点，但我要强调我的乐观情绪，因为政策重点要求我们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问题与挑战。然而，在此之前，我想谈一谈有利之处。例如，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注重国家利益。两国都不奉行危及对方的思想理念。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两国都不想给对方的饭碗里掺沙子。因此，我认为美中两国关系是相当积极向上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自尼克松访华以来，两国交往了大约40年，经历了来自两党的8位总统、形形色色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形势各异的时局。但美中关系具有高度的连续性，我认为这得益于两个支柱。一是交往支柱，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都不曾打算断交或淡化两国关系，而总是设法改善关系。第二个支柱是尊重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我来说说美中关系和它也许会遇到的一些考验。“举足轻重的中国”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挑战所在。它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的意思是，由于其经济成就和其他政策因素，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举足轻重。就外交政策管理而言，中国的这个新角色———经济与政治大国———的确对中国和美国都是一种挑战。
我还要表明的是，我觉得美中两国都没有地缘政治传统。美国在冷战前总体上是一个孤立主义国家，冷战时被迫肩负起全球领导职责。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也是这样，作为一个庞大的大陆国家，它专注于各种国内难题。纵观中国的历史，其外交政策其实基本上可归结为处理边界问题。中国人希望边境稳定，除此之外未必有什么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衰退和混乱，进一步限制了它思量外交政策的能力。
但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崭新的中国。如今的中国拥有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超乎以往的自信。在我看来，中国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大概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的最重大动向，而我们至今仍在努力应对其后果。
中国外交政策管理的核心是外在平衡：怎样在和平环境下实现目标？但推动政策决定的是内在平衡，因此，各种内部因素限制、约束和决定着政策抉择，但这些政策抉择有外在表现。这未必是一种矛盾，却的确是一种制约。换言之，中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工具来推进其外交政策目标，但这些外交决策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国内政治和政府的需要。
国内因素如何制约中国外交
国内政治和政府需要是如何制约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的？我想谈五个例子：内部团结、个人、发射井、放大、互联网。
中国政府的头号准则是内部团结。有人说，中国政府的招新人面试实质上只有一个问题：你是我们一伙的吗？一个有能力的中国政府官员实质上终其一生在证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美国政治的闹腾也许会让中国人感到困惑。美国政治候选人不仅回避“你是我们一伙的吗”这种问题，而且极力证明自己反对现行体制而谋求变革，竞选宗旨很可能与既定秩序和政治相抵触。然而在中国，你必须能够证明自己将是团队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首要问题不是你的能力如何、创造力怎样，也不是你有哪些想法。首要问题是：你是我们一伙的吗？这可以说是列宁主义阴魂不散，因为它强加给体制高度的同一性。它并不总是带来最佳结果，而且不利于尝试稍稍不同的方向或提出不同的想法。因此，中国没有什么自下而上的试验，变化都是自上而下的。
我们应当认清的一个相关现象是个人说了算的制度终结和一个官僚政府国家的出现。从某些意义上讲，这可能令人欣慰，因为历史上个人说了算的制度造成诸多问题；但从某些意义上讲，这可能也会预示着外交政策飘移不定，因为中国的体制需要在最高层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帮助形成最符合中国利益的结果。想想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如何论述上升中的国家的：假如一个国家正在冉冉升起，那最好尽可能久地拖延挑战与难题。在能力正日益增强的时候仓促解决问题绝对欠妥。问题拖得越久，你的日子就越好过。邓小平担任中国领导人期间非常有效地奉行了这一策略，邓小平称之为韬光养晦。
然而当我们回顾过去一两年冒出来的问题时发现，似乎总是有人蓄意导致出现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在南中国海骚扰美国舰艇，对美国对台军售做出过于敌视的反应，中国官员对东盟国家外长的讲话不友好，中国渔船干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这其中任何一个举动原本都可以被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物制止，但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就中国而言，过去几年的情况是，一系列不起眼的言行举止累积起来让人认为，这个国家在本地区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
至于中国为什么抛弃了韬光养晦，人们说法不一。我认为有多种因素，比如发射井和放大效应。
我所说的发射井是指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比其他大型政府划分得更细，各部委各自负责相对较窄的领域，没有很多跨部门的机制进行协调。如果一个部委能获得短期内或名义上的效益而另一个部委可能要承担长远内的成本，那就更是一项挑战了。
此外还有放大效应，我的意思是，人们往往不仅仅附和既定政策，而且为了表明对既定政策的忠心而予以放大。于是，拙劣的政策会在体制中被放大而非淡化。从中国的角度看，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被视为严重侮辱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出发点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批评刘晓波和诺贝尔委员会。他们没有让问题渐渐消散，却出于内部团结的需要而做出回应，由于放大效应，事情越弄越糟。他们导致了一系列并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活动。
下面说说政策制约因素的最后一点———互联网在中国的出现。总体上，它是一股积极的力量，无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讨论空间。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从某些意义上讲，它可能也会对政策形成制约，因为在中国，上网聊天的人往往有点不均衡。在有些问题上，对政府政策的公开批评受到禁止，因此受众只听到一面之词。此外，互联网倡导的言论往往有点情绪化，或许甚至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因此，你可以当这些言论是啦啦队式的呐喊助威。这种情绪化言论日积月累，无助于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迈向更富有成效的结果。
中美各自会犯的“外交错误”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的体制具有很多优点。我认为，它在外交政策管理方面提供了很强的连贯性，中国政府通常表现出非常了解国家的自身利益。我真心认为，这种了解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想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国家。你始终知道中国在各种问题上会持什么立场。
我的结论是，在外交政策管理方面，中国和美国面临相似的挑战。随着中国承担起新的大国职责，我认为，它会提高对成功的外交政策的预期，表现出一切大国都必须表现出的敏锐与克制，而鉴于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这件事做起来很难。就美国而言，它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当能够展示出变通与善意。
我认为，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会犯的最大错误是不顾他人地坚持其外交政策目标。坚持一种观点和采取有助于实现自身目标的政策不是一回事。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不同概念在中国被模糊了。我们可以理解它们在国内也许差不多是一回事，中国的体制是自上而下的，如果坚持一个国内政策目标，那是逐步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在外交政策方面不能这样，因为这涉及他人。
美国也负有责任。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会犯的最大错误是透过决定论来看待中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必然意味着敌对。
中美关系是由成千上万政策、计划、举措和会议以及私营部门的活动构成的。关系如何不是由GDP增长率预先决定的。鉴于两国的国土面积和复杂性以及两国政府间的诸多分歧，有不同看法甚至偶尔发生摩擦不足为奇，但我也看到了两国关系中的长足进步。假如今后40年的积极发展不亚于过去40年，那么，两国领导人应当因为其政治家才能而得到祝贺。(作者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富兰克林·拉文)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AN JADE |
